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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发展出了一个相对而言更接近“法治”精神的政体，因为法治的精髓，不是“事皆决于法”，而是将至高无上的皇权纳入礼法的约束。宋代恰恰是君王受到礼法严格约束的一个王朝。
对宋代皇权的最重要约束，首先来自宋儒的“共天下”政治理念。请听听一位叫做刘黻的南宋御史怎么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在家天下时代，这话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天下为公”、“共治天下”乃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连皇帝也不敢公然否认。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也告诉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南宋宰相杜范也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皇帝独揽权纲的情况，在宋儒看来，是不正常的，宋孝宗朝因为“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理学家徐谊上书面谏：“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孝宗皇帝也不能反驳他。
正因为公天下、共治的政治理念活跃在宋儒的心里，北宋理学家程颐才会理直气壮告诉皇上：“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体现在政体上，就是“政事由中书”。具体的施政流程，杜范宰相说得很清楚：“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御史）、谏（谏官）得以论奏。”宋儒相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即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宰相执掌国政，虚君实相。
有着共治天下自觉的宋儒还萌发了明确的士大夫结党意识。我们知道，在官方政治话语习惯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儒代士大夫则开始从正面去解释朋党在政治中的意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曾或著文或答皇帝问为朋党正名，宋儒也大大方方用“吾党”称呼同道。宋儒这种对朋党的新认识，同样为共治天下的自觉所诱发。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这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就是先儒所说的舜“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建官为贤，位事惟能”，舜之圣明，即体现在这里。而这样的“朋党论”与朋党的存在，当然不利于君主独裁，不为专制君主所喜，后世雍正皇帝就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所幸宋代君主都没有太强烈的专制意图，或者说，即使他们有专制之意，也被宋儒抵制住了。虽然，在理论上宋代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已形成皇帝诏书“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的惯例。“二府”为政事堂与枢密院，是宰相机构。若“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绕过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将是不合法的。对这种不合法的“诏书”，臣下则有权进行抵制。宋度宗因为“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宋代官员并不是这么说说而已，而是常常这么做的，比如北宋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要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从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士人政治的巅峰，就是在宋朝，也有一种说法是在之后的明朝，因为张居正这位权相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觉得明朝的皇帝似乎也没什么全力。而实际上明初朱元璋对于文官阶层也是打压过的，明代的士子哪敢像宋代的官员那么嚣张。
三省六部制的巅峰就是在宋朝，而其消失，也就是宋元的事情。宋代为了限制相权，不再设宰相，而是将权力分到两府——政事堂和枢密院，其中东府政事堂就相当于将三省的权力集中了，而枢密院则是文官治理军队的部门。三省六部制的彻底消失，应该是清朝设立军机处，那象征着中国皇权最集中的朝代，此时，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民主革命了，而中国还在作死地集权，中国之衰落之落后，便是从此时开始。
三省的消失，军机处取而代之，而且军机处是没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那种节制皇帝的权力的，几乎就直接沦为了清朝皇帝的奴才。所有政令皆直接出于皇帝，再没有了审议和回绝的权力，所以天下亿万生民皆系于一人，清朝最后那几个皇帝一个比一个怂，落后挨打，丧权辱国，不是意外。
对宋代皇权的最重要约束，首先来自宋儒的“共天下”政治理念。请听听一位叫做刘黻的南宋御史怎么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在家天下时代，这话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天下为公”、“共治天下”乃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连皇帝也不敢公然否认。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也告诉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南宋宰相杜范也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皇帝独揽权纲的情况，在宋儒看来，是不正常的，宋孝宗朝因为“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理学家徐谊上书面谏：“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孝宗皇帝也不能反驳他。
正因为公天下、共治的政治理念活跃在宋儒的心里，北宋理学家程颐才会理直气壮告诉皇上：“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体现在政体上，就是“政事由中书”。具体的施政流程，杜范宰相说得很清楚：“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御史）、谏（谏官）得以论奏。”宋儒相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即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宰相执掌国政，虚君实相。
有着共治天下自觉的宋儒还萌发了明确的士大夫结党意识。我们知道，在官方政治话语习惯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儒代士大夫则开始从正面去解释朋党在政治中的意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曾或著文或答皇帝问为朋党正名，宋儒也大大方方用“吾党”称呼同道。宋儒这种对朋党的新认识，同样为共治天下的自觉所诱发。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这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就是先儒所说的舜“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建官为贤，位事惟能”，舜之圣明，即体现在这里。而这样的“朋党论”与朋党的存在，当然不利于君主独裁，不为专制君主所喜，后世雍正皇帝就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所幸宋代君主都没有太强烈的专制意图，或者说，即使他们有专制之意，也被宋儒抵制住了。虽然，在理论上宋代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已形成皇帝诏书“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的惯例。“二府”为政事堂与枢密院，是宰相机构。若“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绕过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将是不合法的。对这种不合法的“诏书”，臣下则有权进行抵制。宋度宗因为“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宋代官员并不是这么说说而已，而是常常这么做的，比如北宋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要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从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士人政治的巅峰，就是在宋朝，也有一种说法是在之后的明朝，因为张居正这位权相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觉得明朝的皇帝似乎也没什么全力。而实际上明初朱元璋对于文官阶层也是打压过的，明代的士子哪敢像宋代的官员那么嚣张。
三省六部制的巅峰就是在宋朝，而其消失，也就是宋元的事情。宋代为了限制相权，不再设宰相，而是将权力分到两府——政事堂和枢密院，其中东府政事堂就相当于将三省的权力集中了，而枢密院则是文官治理军队的部门。三省六部制的彻底消失，应该是清朝设立军机处，那象征着中国皇权最集中的朝代，此时，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民主革命了，而中国还在作死地集权，中国之衰落之落后，便是从此时开始。
三省的消失，军机处取而代之，而且军机处是没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那种节制皇帝的权力的，几乎就直接沦为了清朝皇帝的奴才。所有政令皆直接出于皇帝，再没有了审议和回绝的权力，所以天下亿万生民皆系于一人，清朝最后那几个皇帝一个比一个怂，落后挨打，丧权辱国，不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