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绝对“没意义”的事情,几乎是不存在的。
一旦落到某个具体情境,别说吃苦,吃屎可能都有意义——参见二十四孝里庾黔娄尝粪忧心的典故,和越王勾践为夫差的排泄物辨味诊病、终得以被放归故国的传说。
但是,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就具有普世推广价值、不一定值得成为
生活律条和
社会信仰、不一定得要求每个个体趋奉和效仿、更不一定适合拿来作为道德评价的准则。
佛家讲“烦恼即菩提”:只要有智慧照觉之心,妄念起得越多、觉知反而也就越多。贪嗔痴与酒色财气,均可转化为证悟的存量材料,助你到达正道。
可“智慧照觉之心”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东西。只有最终战胜了妄念的人才有资格把妄念视作财富,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有些人因为吃过苦,于是磨练了意志、锻造了信念和品格、学会了艰苦朴素与百折不挠——战争年代的英雄、出身寒门的大师、身残志坚的模范、少孤失怙的伟人,都属此列。
可也有些人因为吃过苦,于是报复性反弹、变得愈发睚眦必报锱铢必较、在好容易不用吃苦或者有能力让别人吃苦之后、带着“老子可有今天了”的心理失衡、开始一场畸形的自我找补——当代多少“十几岁前连鞋都没穿过”的贪官,古代多少“迅速腐化变质堕落的、暴虐好杀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各类社会新闻里常见的“小时候受虐长大有了暴力倾向的”、“小时候受穷长大有了拜金倾向的”普通人,都属此列。
有人吃了苦后会努力思考与规避苦难的本源,让自己和他人都不再遭受苦难。
有人吃了苦后把苦难当做一生的借口和豁免权,让我苦我有理成为永恒的施恶本钱。
于是,我们真的很难从一个“因人而异”里,得出一个确切无疑的“人人受益”
所以,懂得“烦恼即菩提”,是帮助我们理性地看待烦恼,而不是让我们以“让自己身陷烦恼”为荣。
想清楚“吃苦有意义”,是帮助我们以平和的心态度过“苦”,而不是让我们把“自找苦吃”当作世间的成功学模范和教育学主路。
一个东西有意义,不代表就要主动地进入这个东西。
就像生病能够催化细胞的优胜劣汰与防患未然,至少,能让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更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是生病的意义所在。但我们总不能为了得到这份意义,去吞咽病毒和细菌。
越来越多人热衷讨论(或者说重新思考与评价)“吃苦”的意义,这种讨论还常常给人一种“妄图否定吃苦的价值”之错觉。
正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渴望弄清楚这样三点:
第一,吃苦的意义是否被高估了——苦难所赋予我们的正面资源,是否已经大过了苦难对我们造成的负面损耗与侵蚀。
第二,吃苦的意义在获得途径上是否是唯一的——苦难所赋予我们的正面资源,是否只能通过苦难来获得。
第三,这种高估是否被某些人利用、成了自我美化的腔调与惯性话术、甚至成了胁迫他者为自己吃苦的最佳洗脑方案。
很显然,这三点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对吃苦的误用、滥用和利用。
我们并没有那么仇视吃苦,我们恐惧的,是苦难教育、苦情绑架和苦逼美学。
人在潜意识里总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某一段时光被彻底浪费的,结果就是人都擅长美化记忆,都需擅长把某一段其实并不具有意义的往事赋予意义,以此来瞒过人生的惨淡与无趣。
这样的“强行赋能”,如果不能从价值层面,那就从情怀层面。
所以北大荒归来的知青会礼赞那段苦难岁月、高呼“青春无悔”
且不说如果没有被丢进那段苦难岁月,他们能不能以一种更健康而正常的轨迹成长、学习、自我提升、恋爱婚育,从而获得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其实,严格意义上,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无悔”这个词的资格。
只有自己做出的决定,才可以由自己评估是追悔还是无悔。
而他们,只是“时代洪流”和“响应国家号召”的身不由己,在出发走入苦难之前,他们就失去了选择要不要吃苦的权力。
在没有选择就被迫接受苦难的情境下,歌颂苦难和表达“苦难锻炼了我”的感恩毫无意义的:就像你不能赞美一个下岗工人勤劳节俭、表扬一个聋哑人轻声细语、或是夸耀一个阳痿患者从不性侵妇女。
每个热衷于在员工的“996”里饮血自肥的企业经营者,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筚路蓝缕、夙兴夜寐、白手起家、忍辱负重,言下之意,我就是这么苦过来的,你们为我吃点苦算得了什么。
我当年很苦,于是我才有了今天,你们今天很苦,于是我才会有明天。
那些玩命教你学好的,大多是为了便于自己使坏。
最擅长把苦难拔高为奉献、洗礼、锻炼和自我提升的,其实是苦难的制造者,而非承受者。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那么,文王不拘,是不是就一定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是不是就一定作不出春秋,居于庙堂没被流放的屈原是不是就自动失去了吟唱的灵感、天赋与资格,五官健全目力如炬的左丘明是不是就会注定一事无成浑噩一生。
苦难是荣耀的加成,它让一切显得更加可贵与不易。但苦难不是成就的先决因子,更不是成就的唯一母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举那么多“发愤之所为作”的故事,是为了激励自己与他人:即使身陷最大的苦难,我们依然可以有所作为。
注意,是“即使”身陷最大的苦难,我们“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只有”身陷最大的苦难,我们“才能”有所作为。
让步状语从句,变成了充要条件。这是最大的悖谬。
大家也许都很熟悉湖南卫视那档“中国最长寿的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城里的网瘾少年在一场人为安排的“吃苦”中找回自我。
他被变形,因为他出现了某种心理、精神、情绪、思想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被变形所治愈的。
但那个几乎是作为道具和药剂而存在的乡村孩童呢?他的生活原本是平静的,他没有心理、精神、情绪、思想问题,他的问题只来自于阶层、城乡、经济结构、分配不均,谁都知道,这些问题不可能被这场变形治愈。
但变形依然要进行,因为城里的这位需要变形,需要短暂地进入和体验“苦”,然后再心安理得地离开“苦”。至于乡下的那位,请你来配合一下,用一星期的好日子忘却曾经的“苦”(确切地说,其实是用一星期的好日子映衬和点醒曾经的苦),等到城里这位的吃苦疗程圆满结束,你再被送回到“苦”当中,因为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即使这个节目有意义,它的意义也只作用于前者身上,因为只有前者,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异,后者,只是被裹挟着做了一场没资格延续下去的美梦,仅此而已。
这就是我们对“吃苦”的常态使用,工具化的、目的论的使用,忽略“苦”之本源的使用、不反思“苦”之改变可能的使用、为了有“苦”可吃而情愿让“苦”被长期保留的使用——“济苦”、“救苦”被搁置甚至被无视的原因,是“苦”被视为一种有备无患的药剂,没有人致力于“祛苦”,因为大家随时都需要“用苦”和“审苦”
至于“年轻人越来越吃不起苦”的痛心疾首,我很早前就写过一篇文章:是这代年轻人吃不起苦,还是这个时代不值得吃苦?他们认定青年人的不愿吃苦是一种病症,于是想要现身说法地用自己那千疮百孔的往昔来提供一份走出颓丧的罗盘图谱,以为人生的一切难题都只来自于态度,在你的提气狂奔和遍体鳞伤中,它们仿佛会出于同情和悲悯而自动迎刃而解。
殊不知,不愿吃苦只是青年人的一种态度,一种自我表达和确认,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
在这个世界的守恒定律里,如果有人超负荷地、不求回报地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就意味着,一定有另一些人,正低成本地收割与使用着它们。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本来就很悲哀。我们为什么总要想着去爬到别人之“上”
我们到了“人上”之后,是不是就准备启动新一轮的苦难教育,让那些暂时处于“下面”的,继续用任劳任怨的吃苦来滋养我们。
没有人上人和人下人,人与人应该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一起去疗愈和拯救各自的痛苦,一起去寻找和创造一个不用以“吃苦”来彼此洗脑、彼此绑架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