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人而言，扛枪打仗是天经地义的事，若是能当上将军则是人生一大梦想。拿破仑就曾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至理名言，以此来鼓励将士们实现心中抱负。
但将军也不是谁都能胜任，这不仅需要过硬的战功，更要具备丰富的资历作为支撑，这样才能让他人信服、敬重。但是在民国时期，想要当将军那简直是太容易了，随便拉个数千人的队伍，就可以获封少将甚至是中将的军衔。
对此，民间还曾流传着“上校不如狗，少将满地走”的说法，那么这一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关于随意乱封军衔的问题，首先能想到的原因就是与社会背景有直接关联，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寻求稳定局面。
当时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我国正式进入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民国时期。为了争权夺利，只要有点实力的地方势力便会加入到抢夺地盘的行动中，导致民不聊生，社会混乱——比如直奉战争、中原大战都是其具体表现。
为了终结这种混乱局面，后来国民政府采取了打压、恩福并重的“两手抓”策略，在出兵直接摆平不听话的地方派同时，还利用权色手段对它们进行分化、瓦解。
而在实现后一种政治目标的过程中，授予军衔与出钱、出枪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拿手戏。受当时错综复杂国内环境制约，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将对方剿灭，所以拿军衔和金钱消灾能暂时保持稳定。
如果不顾一切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那将导致自身力量过度消耗，从而让竞争对手坐收渔利。因此，国民政府的头头们心甘情愿去授予军衔，而一些地方军势力也会趋之若鹜，将获得军衔看做有实力且能光宗耀祖的一份美差，当时一些封疆大吏还甚至曾为儿子向国民政府讨要军衔。
其次，造成军衔“不值钱”现象与军衔制度改革不彻底有关。作为国家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军衔制度对于完善队伍结构、稳定军心等发挥着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我国通过积极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经验而推进自身军事建设，组建了近代化的军队。虽然如此，但在制度方面却存在很大缺陷，其中军衔制度尤显混乱。
——而在这方面，可以从军衔的设置主体上看得出来。据悉，当时竟然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总司令部三家能设置军衔，它们没有统一的军衔命名方式，因此导致授衔愈发随意。
基于此，民国政府对军衔制度实施了改革，希望破除军衔乱封、级别无法界定等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在此前制定《士兵等级表》等文件的基础上，出台了新式军衔管理规定。
其中，涉及到将官类的主要军衔有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以及特级上将，它们分别通过领章上的金星来区分。虽然此次改革在阻止军衔混乱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却不彻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不断丢失国土，而在后方军事管理方面再度呈现混乱局面。同时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不断扩充军力，间接助推了大量名不副实的将军出现。
当时，国民政府虽然面临财政资金吃紧的危机，但基于抗战现实需要而只能用军衔这类精神荣誉去鼓励参战将士上前线奋勇杀敌。当上海、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不得不整体搬离至重庆，这导致对全国军事指挥系统掌控力下降。
虽然可以对嫡系部队直接发号施令，但对那些远离中央的地方杂牌部队却无可奈何。正是在此背景下，远在四川、广西等省份的地方杂牌部队可以有恃无恐的对军衔进行各种册封，比如随意任命少将等。当然，他们一般不敢去打上将这种高级军衔的主意，毕竟太过于招摇。
除了对地方杂牌部队束手无策外，国民政府还拿那些保安团等武装没有办法，这导致对方为寻求壮大而私自对手下授予上校、少将等所谓军衔，这种现象就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封赏一般肆无忌惮。
另外，国军军衔“烂的一钱不值”，还与当时存在的虚衔军职现象有关。在1935年实施改革后，国民政府正式落实实授军衔制度，并确定由铨叙厅来予以颁证任命。
不过由于数量有限，且加之后来部队人数扩编，军衔较低的将领“配不上”几万或几十万的部队规模，而当局又无法解决，这就陷入到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比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一员猛将虽部下有十来万人，但在铨叙厅的任命上却只是一个上校的军衔。那么，他凭借这个上校的军衔去指挥如此规模的部队，岂不是“自讨没趣”？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个例，而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为了迎合长官们的军事权威，许多下级将领便用虚衔军职去奉承，让长官们面子上能过得去。而长官们也乐于被这么称呼，于是实授军衔的问题也没有人去刻意关注了，直到长官们后来被提拔了，才解决了身份上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自身的腐败也是造成军衔廉价的原因。为了谋得一官半职，许多人出钱求购，而上级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卖官卖爵现象滋生。
——比如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由于接收管理城市而需要任命大量官员。对此，许多人便在这方面打起主意，不断出钱打点而捞到官职和军衔。
总之，民国时期军衔如此廉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正因为如此，国军在抵抗日军时才会如此的不堪一击。